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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比“包6”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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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2020年的到来,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序幕正在慢慢拉开。
  这肯定是非同寻常的一年。除了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第一次火星探索任务、5G充分商业利用和东京奥运会等重大事件之外,2020年将是小康社会和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一年。也正因为如此,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对于实现“翻一番”的目标意义重大。
  为此,2019年底,经济界开始了关于经济增长“六大保证”的大讨论。行业权威表达了他们自己的观点,有些人支持,有些人轻视。
  客观地说,“保六”事件除了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外,还能在相当大程度上促进就业,稳定市场预期,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提供更多空间,这也证实了其价值。然而,在我看来,“包6”很重要,但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关注。
  因为国内生产总值不能代表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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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定义,国内生产总值(国产总值)特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所有居民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和服务的总价值”。更流行的是,这是一个通用指标,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体经济状况。
  国内生产总值早在1929年就出现了。
  当时,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了,随之而来的是举世闻名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美国在各个领域都遭遇了萧条,人民生活艰难,这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
  然而,美国政治家对经济衰退程度的理解仅限于零星的信息,如几百万人的失业、铁路运输的急剧下降和钢铁产量的下降。至于国民经济的具体情况,根本没有办法研究,所以在作出宏观经济相关的监管决策时,它们就像没有灯塔指引的船只。
  1932年,为了帮助罗斯福总统应对经济危机,美国商务部内外贸易局经济分析司与国家经济研究所(NBER)的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等经济学家进行了密切的合作研究。直到1934年1月4日,一份名为《国民收入报告(1929~1932)》的文件才提交给美国国会财政委员会,其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国民收入(NI)”——,这是国内生产总值的雏形。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经过凯恩斯、理查德·柊司等经济大师的不断完善,国民经济核算的概念和体系逐渐完善,并逐渐普及到世界各国。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国内生产总值规模较大、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通常是富裕的,有着美好的未来。因此,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国家都把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作为首要目标。在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迅速扩大国民经济的“蛋糕”已成为当务之急。也正是因为国内生产总值这一统计指标的存在,我们才能从一系列数字变化中认识到中国经济的崛起。
  从经济规模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连续创新高,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78.7亿元飙升至2018年的91.93万亿元。根据价格比较计算,40年的平均增长率接近10%,比同期世界经济的平均年增长率高出约7个百分点(见图1)。与此同时,中国在世界上的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继续上升,在2008年超过德国,跻身世界前三名。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从1978年的1.8%上升至约15%。
  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看,这些成就同样令人满意。197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85元。到2018年,这一数字将达到64,644元。如果换算成美元,2008年、2011年和201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突破3000美元、5000美元和8000美元,2018年达到1万美元。它越来越接近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收入陷阱”(12,000美元)的上限,中国即将进入一个高收入国家(见图2)。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像中国这样连续4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奇迹”的美誉已经响彻全球。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带来了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今天,新中国正空前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
  从某种意义上说,飙升的国内生产总值可以被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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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必须指出,国内生产总值越大,增长速度越快,综合国力就越强,因为除了经济方面,政治、科技、教育和文化等其他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仅就国内生产总值这一统计指标而言,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首先,国内生产总值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成本。
  在光明的国内生产总值数字背后,往往是大量的社会成本投入和付出的成本,如过度消费导致的资源供应日益紧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急剧恶化等。而这些成本并不包括在本地生产总值统计数字内。例如,过度砍伐树木和随意排放工业“三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产量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但随之而来的森林资源的减少、空气、土地和水资源的污染以及生态破坏却无法反映出来。它们不仅会导致社会整体福利的减少,还会阻碍未来的经济发展。其次,国内生产总值不能反映经济效益。
  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是通过从事生产活动创造的附加值,是衡量“数量”的尺度。至于“质量”的内涵,如经济效益和投入产出比,国内生产总值不能得到反映,特别是对于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有效的产品增长,以改善人们的生活。例如,快速更新的笔记本电脑的质量和性能都比上一代要好。然而,技术的快速进步降低了生产成本,使计算机价格更便宜,这可能反映在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上。
  第三,国内生产总值无法衡量实际国民财富的变化。
  根据经济学中收入法的核算公式,国内生产总值是以工人报酬、净收入税、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的总和来表示的,其中只有“工人报酬”是与国民财富相关的决定性项目,这就注定了国内生产总值的价值远远高于国民财富的实际总额。
  想象一下,许多工厂、道路、桥梁和码头将会被反复翻新,虽然国内生产总值会一次又一次地增加,但国民财富不会发生显著变化。此外,地震和海啸等自然灾害造成的各种物质和生命财产损失不包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但大量重建灾区的投资可以推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此外,数据也可以支持这个视图。从多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趋势来看,前者总是高于后者,差距有逐渐增大的趋势(见图3)。
  第四,国内生产总值不能衡量居民的幸福。
  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必须是让人们过上更幸福的生活。然而,一些研究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与人们平均幸福度的增长没有显著关系。换句话说,收入较高的个人更有可能获得幸福,但在国家层面,公民的平均幸福不会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提高。
  这一有趣的讨论首次出现在1974年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g)的文章《经济增长是否改善了人类命运》中,因此被学术界称为“伊斯特林悖论”。这一悖论进一步揭示了国内生产总值统计的缺陷,即未能包括国民幸福和满意度。
  事实上,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影响居民幸福的因素包括婚姻、健康、社会关系、宗教信仰、生活目标、气候、环境以及收入以外的一系列其他内容。国内生产总值显然不是一个能够全面衡量居民福利的指标,如收入分配不平衡、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居民闲暇时间长短等。对此,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直言不讳地表示:
  “国内生产总值既不是衡量幸福的标准,也不是幸福指数,因为国内生产总值体系一开始就没有建立起来,以显示消费和投资行为无法反映的重要生活现象。”此外,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推动下,国内生产总值的主导地位一再得到加强,国内生产总值长期以来在各地区的绩效评价过程中占据很大比重。为了赢得晋升“冠军”,地方领导人倾向于在其有限的任期内尽力促进各自管辖区的经济增长。除了制定相应的政策外,还将通过增加投资促进和资本引进、改善公共产品供应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来增加地方国内生产总值。
  虽然这种模式有助于“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面对绩效评估的压力,各地无意识地只关心可衡量的经济绩效,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生产效率和发展质量,从而间接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
  在这一点上,国内生产总值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一个既不能反映经济发展质量也不能反映居民福利的统计指标,只能片面地代表经济规模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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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正因为如此,世界开始了更多的探索,试图找到一个更好的统计指标来描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1)巴基斯坦前总统哈克的“22个家庭”声明特别关注社会分配的不平衡;
  (2)斯特朗(Strong)成功组织了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他关注科学发展监管不善对气候和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基于此,他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3)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展经济学家小组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的概念,主要包括“出生时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预期受教育年限”和“人均国民收入”三个组成部分。该指数更加关注国民福利和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
  (4)年轻的不丹国王旺楚克(wangchuck)将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国民福祉融为一体,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倡导人们在不牺牲幸福生活方式和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经济。
  (5)近年来,学术界一直倡导“绿色国内生产总值”,即关注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并考虑资源、环境等发展成本。以避免高估真实情况和做出科学决策.
  不仅如此,相关部门也意识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局限性,而且随着“新常态”的到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观也在发生变化。
  在2011年3月颁布的第12个五年计划中,特别提到了这一段落,这标志着国内生产总值地位的历史稀释:
  “在加强对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评价和提高各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基础上,将根据不同区域的主要职能方向进行有区别的评价和评估。优化城市化地区发展,加强经济结构、科技创新、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评价。对主要发达的城市化地区,将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质量效益、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人口吸收进行综合评价。对限制农产品发展的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分别实施农业发展优先和生态保护优先绩效评价,不考核区域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等指标。对禁止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应当综合评价自然文化资源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在2013年6月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最高领导人提出了“英雄不仅仅是由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判断”的论断:
  “要改进评估方法和手段,我们既要看发展,又要看基础,既要看成绩,也要看潜在成绩。我们应该把改善民生、社会进步和生态效益等指标和成绩作为重要的考核内容。我们再也不能简单地根据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判断英雄。”
  此外,第19次报告还指出,“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阶段”,凸显了经济增长质量在新阶段的重要地位。然而,“我们必须树立和实践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把生态环境当成生命”这句话就更加亲切温暖。
  各种变化充分表明,“国内生产总值崇拜”的时代已经远去,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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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国内生产总值并没有因此变得毫无价值,否则在本文开头提到的经济界就不会有“包6”的讨论。
  那么在2020年,有可能成功地“保护6号”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永远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当经济转向高质量的发展阶段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放缓几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因此我们应该以理性和平的态度面对未来增长将继续放缓的局面。然而,考虑到我们经济的整体弹性和基本稳定性,即使它真的低于6%,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知道,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只有2.5%左右,但这丝毫不影响其强大的经济实力。
  事实上,《包6》的剧情已经不是第一次上演了。早在许多年前,中国就有一轮关于“八宝”的讨论。
  那是2008年,当时国际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中国也受到影响。业内普遍认为,2009年将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最困难的一年,保持8%的增长率已成为业内可接受的增长底线。此后,国家果断出台了一系列确保经济增长的经济刺激计划,如十大产业振兴计划、4万亿新投资计划、家电、摩托车下乡、以旧换新等拉动农村消费的政策。事实证明,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9.4%,不仅超过“8”目标,而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经济复苏的国家。
  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的“保险6”应该不成问题,即使很难,只要你想保护,总会有办法的。
  然而,这是我们唯一的目标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毕竟,从长远来看,质量发展比简单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数字重要得多,就像当年的“8”目标一样,虽然实现了,但也留下了许多深远的负面影响。因此,如果我们退一万步,即使2020年底上交的成绩单是5.9%或5.8%,在这一年里,我们确实看到了许多深层次问题的解决和改善,从而预测了国民经济未来健康、优质和可持续的发展。这难道不是更值得庆祝的吗?如果你愿意放弃,你会得到你所放弃的。在许多情况下,恰当地放弃是另一种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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